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这被认为是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标志。中国由此推开了一扇与世界沟通的“窗口”，并走了一条令全世界和我们自己都惊讶不已的发展道路。如今30年过去了，开放在中国全境展开，经济特区的“窗口”作用明显弱化。不过世界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关注并没有降低，由于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几乎同样多，人们也在问：经济特区会成为中国新的“试验田”吗？
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就，香港《亚洲时报》以深圳为例报道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名单并不长，而且大多数城市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东京、纽约等。但是如果问在这些大城市中，有哪一个城市在30年前还只有两万人，那么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深圳。自从30年前被设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实验室”后，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经济火车头”。1980年以来，深圳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0%，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城市。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日前报道说，30 年前的小渔村是偷渡者的乐园，如今它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的样板。深圳以其历史性的变迁，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韩国《朝鲜日报》评论称，改革开放让13亿中国人摆脱了饥饿，这个数字相当于美洲大陆和整个欧洲的人口。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人口30年间增长了460 倍。发生变化的不仅是人口，中国特有的拖沓作风在深圳消失了。深圳世界贸易中心曾创造出3天1层楼的奇迹，以至于当时诞生了新词语——“深圳速度”。
《亚洲时报》称，令人炫目的经济增长也给深圳的城市风景带来了令人敬畏的变化，无数的办公大楼、宾馆、商业中心拔地而起……深圳反映出中国正在经历的根本变化，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模式，而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模式中最闪亮的一环。首先，如果政府没有较强的控制力，带有“实验”色彩的经济特区不可能建立起来，全社会也无法容忍在经济政策上的“短期不公平”。其次，中国把经济的可分割性运用到极致，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不尽相同的经济政策，这对其他国家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特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起“时空走廊”，虽然这个时空走廊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解决了中国“船大难调头” 的问题，特区成了中国发展的冲锋舟。
一个封闭多年的大国突然对外推开几扇窗，其吸引力可想而知。当然，外界投来的目光有好奇、有欣喜，也有疑惑。
早在经济特区还处在筹划价段的1979年11月9日，《日本经济新闻》就发表题为“中国实行特区制，经济有了生气” 报道。文章说，深圳被北京中央政府指定为特区之一，那里正在变成一个充满生气的新天地……在新的工业贸易特区，设立了7个加工产业区和6个旅游设施，大量吸收华侨资本和旅游者的钱，正成为现代化经济的典范。”
美国《商业周刊》1982年1月11日题为“中国，经济特区如何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评论说，刚生效的一批地方法规，将使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南方的经济特区得到史无先例的权利。自共产党人1949年掌权以来，外国人在中国第一次有权签订长期土地租约，有权自定工资和解雇工人 ……外国人办的工厂甚至娱乐场在不久前还是乡村农田的地方耸立起来。
外界对中国能否成功也一直存在疑虑。美联社1984年9月报道说，美国国会对中国为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制定的新政策进行了“友好而又慎重的审视”。理查德·尹教授在众议院美国对华贸易特别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问：“这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是能行得通吗？”该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艾尔·斯威夫特说：“这些经济刺激措施吸引了许多投资者，但是显然没有几个美国公司参加。”
中国经济特区最终的成功让外界的疑虑悄无声息地散去。《亚洲时报》在总结经济特区成功的原因时说，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开放。允许外国资本参与中国的发展明显使经济特区充满活力，在很多方面，中国事实上比日本还要开放。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深圳的实力来源于它的企业家，他们从中国各地蜂拥而至，这里出现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一批优秀的民营公司。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深圳学习的榜样，但香港现在发现它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深圳学习。
英国智库“开放欧洲”的研究员保罗· 罗宾逊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今中国在西方国家眼中能有如此高的地位，都是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得来的，而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对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
经济特区这一“中国式奇迹”也成为印度、菲律宾甚至日本等多个国家研究、学习的对象。2005年，印度正式颁布“经济特区法”，并从2006年开始建立数百个经济特区。美国《商业周刊》就此报道说，在中国经济特区取得巨大成功25年后，印度突然醒来。“印度在这场比赛中落后了？不用担心，印度有自己的优势。中国有 5个经济特区，印度打算建设的经济特区有267个！”印度总理辛格说，建设经济特区已成为印度的国策，“这是印度赶超中国的最后一班车，印度不能再错过。”
与中国的经济特区不同，印度经济特区的规模都比较小，很多经济特区占地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而且相关政策从一开始就因征收农民土地纠纷、采取“扭曲性激励政策”等问题而备受争议。目前，印度已累计批准了576个经济特区建设提案，投入使用的经济特区有114个。不过印度经济特区的效果并不理想。摩根斯坦利此前一份研究报告表示，印度办经济特区的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规模太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选择的地点没有竞争力；跟国内市场结合不紧密；劳工法令过于严厉等等。印度《亚洲时代报》表示，印度的经济特区只是通过扭曲性的激励措施而非实力来吸引投资，这可能延误真正的改革。批评人士认为，印度和中国国情不同，时代也不同，不能简单照搬中国的经验。
在日本，已故著名经济评论家鲛岛敬治曾用多年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特区。他说，中国的经济特区围绕着体制改革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许多改革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特区的改革首先局限在区域内进行，成功则推向全国，不成功则损失很小。这种做法对日本也有启示。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要学习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做法，在国会推动通过了《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法》，在特定地区推行符合当地特点的改革。到2003年5月，日本政府认定的结构改革特区有117个。今年3月，日本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提出日本应设立“超级特区”，在旅游和税制等方面实行“一国多制”，发挥各地优势。日本的“经济特区”叫嚷得比较热闹，但真正见效的则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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